昱的共享空间

和大地聊论文时，他发过来这样一条新闻：”复旦44岁博士生猝死桌前 为搞学术5年未毕业“（新闻链接：http://news.qq.com/a/20080415/002279.htm）

记得余秋雨先生以前的一篇散文，大意是感慨沪上学人的生命短暂，因为大家都在拼命地读书治学，生怕自己短暂的生命留下学术的遗憾。只是人生苦短，而最能出成果的，无非就是四十到六十岁的二十年间，这是一道生命的坎，也是一道学术的坎。因为自己的学术追求有没有意义，就看这二十年的积累，在以后的千秋万代，能够留得下去。

这位博士师兄的房间我们是何等的熟悉：凌乱的床铺、茶水、电脑还有那一叠叠的复印资料。不由的一阵心酸，他肯定不是一位得过且过的治学者，没有严谨和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，是没有必要如此艰苦的。

学术是一个比拼寿命的竞赛，葛剑雄教授说。于是他每天都游泳四百米，锻炼出一个六十岁还能到南极活蹦乱跳的身体。只是有几个能够如此地洒脱？我们并不敢也不热衷于所谓的”百优“，我们只是希望把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学术的总结，写得再成熟一点，修改得更入流一点。

学术不可为人忙。落得了笔，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。要成为后学著述中的一个注脚，就至少不要让他人在学术史里用”但是，他的研究还是没有……“之类的诟病语句。

已逝者，请安息在学术的伊甸园里。前行者，不要忘记他们执着的追求：我们可以冷眼相对无知者的媚俗，却要记得自己为了什么而走进这片荆天棘地。

以平均寿命70岁算，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也就是两万多天，61个小时，看上去数字不算小，其实自己再换算一下，真正实打实干活的时间并不多。生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，只是看我们以什么方式去终结而已。

 

让一块有质量的手表缠在手上，秒针如流水般地滑动，让我的生命在顺时针的圈动中归还给冥冥中的主宰。

 

重如泰山还是轻于鸿毛？其实泰山和鸿毛的生命追求又岂是凡人可以琢磨？一个在风吹雨打中见证沧海桑田，一个在无牵无挂里自然随遇而安。它们都活出了一种质量，一种我们无法评断的质量。

 

张国荣说：这一秒，是属于你和我的。

 

让自己思想着的每一秒都很沉重，也很充实。习惯于被世俗藐视，也就心安理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太阳，即使如夸父般，在精疲力尽的奔跑后化作山川河流。

 

读到一段话：天下最讨便宜是一闲字，要从勤字中得来；天下最有受用是一勤字，要从闲字中做出。

 

光阴便在勤与闲中，步过了几千年的生死离合。

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，张之洞给自己的亲家鹿传霖打了个电报，其中有几句话，今日读来特有感触：“（各国皆）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，不以同类相待；必欲作践之制缚之剥削之，使不得自立为一国而后已。”这里说的各国，无非还是欧美列强，虽然张之洞指出因为中国人在“各国”的印象里是“昏陋懒弱，诈滑无用；而又顽固虚骄，狂妄自大，华己夷人，嫉视各国，如醉如梦”，不过这样一种形象，多半也是在华洋人的一种宣传与捏造。即使如传媒发达之今日，号称文明国度的英法美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也可见这种帝国主义的心态是一以贯之的。

闭关锁国当然无法强国富民，但开放交往不代表屈膝求和。如果认为为了一届奥运会就可以出卖我们的尊严和脸面，恐怕没有一个国人可以答应。我们礼仪仁义太久了，尽管我们也知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但是我们还是天真的以为真心待人便可真心回报的话，那08年的奥运只能让我们越发地憋气。

不难预料，八月的北京绝不仅是欢乐的海洋。各国的运动员、教练、官员甚至于记者都有可能趁此机会“展现他们的立场”，如果某个运动员上台时突然拿出一幅“藏独”的旗帜，请在场的所有观众向他伸出中指——对待流氓，只有流氓的手段最有效。

有位历史学家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或许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，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，也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。

面子，决不是别人给的，只能是自己靠实力挣回来的。

许宝蘅在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到，到琉璃厂买一得阁墨汁，“此店最有名，墨汁亦最精，至贵者为云头艳，每两值银拾两，昔年会试年分，殿试、朝考，无不购用者。……科举停罢以后，墨汁销路遂减。近日因考御史、考军机，生意又稍好，然数年之后，恐不敷行销矣。”

 

大凡能考中军机首名者，还是很有一番敏锐的见地。自科举以来，国家考试成为指挥教育的风向针已不消言，就连社会经济也不能不受一番影响。一两墨卖十两银子，恐怕这些购者也是想要流芳百世的吧。再看看今天，教育部考什么，各种教材试卷、电子辞典、学习软件就卖得不亦乐乎，有时也真是惊人的重复。如果今天公务员考试要用毛笔答卷，恐怕云头艳一两，就不止十两银子的水平了——因为手艺失传，再要找恐怕就得掘墓挖坟了。

早上出去办事的地方，是沙河十九路军陵园牌坊附近。旁边不远，是朱执信先生的墓园。牌坊很高大，很类似法国凯旋门的设计，背面还有宋子文的题字。而朱执信先生的墓园也是仿西洋式的设计，淡黄色的外墙，在闹市里相当幽静的感觉。

不知为什么，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这些建筑，突然很有一种嗅到民国味道的感觉。那是西装与长袍和睦相处的味道，也是中文与洋文交谈甚欢的味道。牌坊的肃穆下，一种渺小和敬畏油然而生；而站在墓园对面，却感觉长卧地下的先贤格外安逸。很难说清楚的一种思绪，只会觉得旁边那些现在逐渐建起来的房子，分外ugly。

朱执信（1885－1920）

　　原名大符，字执信，原籍浙江萧山，生于广东番禺。近代民主革命家。1902年入广州教忠学堂，组织群智社，探求新知识。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，结识孙中山。次年加入同盟会，任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。以蛰伸、县解笔名在《民报》上发表多篇政论文章，批驳保皇论调，阐发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，尤其侧重阐发民生主义，介绍马克思、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资本论》的一些内容。

　　1906年朱执信回国，在广东高等学堂、广东法政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任教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。1910年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。次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，失败后逃亡香港。武昌起义后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。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总参议、广（州）阳（江）军务处督办、广东审计院院长。宋教仁案发生后力主整顿加强军队，武力讨袁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坚持反袁斗争，加入中华革命党，任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。1917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兼掌管机要文书。次年到上海，协助孙办理华侨捐款事宜和撰写《建国方略》等，担任《星期评论》、《建设》杂志编辑撰述工作，参加新文化运动，赞扬布尔什维克精神，攻读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。

　　1920年朱执信奉命赞助漳州护法区建设，敦促粤军回师驱逐桂系军阀，又赴广东发动各地民军。9月21日在虎门调停丘渭南部和邓钧部的矛盾时被乱枪击中牺牲。噩耗传到上海，孙中山如失左右手，称赞其为“最好的同志”、“中国有数人才”。1921年2月27日孙参加朱执信追悼大会并撰写挽文。10月1日广州执信学校开学，孙中山亲临致词，称颂其为“革命实行家，又为文学家”。著作编为《朱执信集》。